《诗》有“四始”，而《大雅》《小雅》别为一端。二雅之异，非惟乐章之大小，实关乎周室礼乐之精神、政教之体用。本文试从乐用、辞体、政事、人文诸端，探析大雅与小雅之分别及其与国风之关联，以见《诗经》作为“经”亦为“诗”的丰厚意蕴。
《毛诗序》曰：“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” 此说揭示了二雅与政教的内在关系。然细究之，所谓“政有大小”，并非仅以事功之巨细为判，更关乎施用场合与乐律之不同。大雅多为朝会之乐，其辞庄重宏阔，多言天命、配祖、敬德、保民，如《文王》《大明》《生民》等篇，气象开阔，有“受釐陈戒”之旨；小雅则多用于燕飨、赠答、感事述怀，如《鹿鸣》《四牡》《常棣》等，虽亦属正声，而辞气较委曲，间杂风体，故有“兼风”之论。
“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，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。”
—— 严粲《诗缉》
此说从文体与气象着眼，指出大雅之“纯”与小雅之“杂”。南宋朱熹亦有“正《小雅》燕享之乐，正《大雅》会朝之乐”之辨，进一步明确了二雅在仪式功能上的分野。
关于二雅之分别，历代聚讼纷纭。或主政事，或主道德，或主声音，或主辞体。明代郑世子朱载堉从乐调立论，谓“小雅凡七十四篇，皆徵调；大雅凡三十一篇，皆宫调”，指出其音乐本质之差异。清人姚际恒则更重文体，认为“优柔委曲，意在言外者，风之体也；明白正大，直言其事者，雅之体也”。
今观《小雅》中如《采薇》《何草不黄》，其比兴寄意、感慨低回，确与《国风》气脉相通；而《大雅》之《棫朴》《旱麓》《灵台》，虽亦有铺叙景物之处，然终归之于颂德陈戒，不失“雅”之正体。故二雅之别，非截然两分，而呈“连环式”之过渡。
傅斯年先生曾论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四者之间“界限并不严整”，谓“《大雅》一小部分似《颂》，《小雅》一小部分似《大雅》，《国风》一小部分似《小雅》”。此说深具洞见。若以所用之处为标：《国风》多采自民间，为“民俗歌谣”，其辞质朴，抒情真切，如《关雎》《汉广》等篇，言男女情思与劳作之苦；《小雅》则属大夫士阶层之乐章，既承风之抒情，又具雅之典正；《大雅》则为朝廷正乐，颂美戒慎，与宗庙之《颂》相近。
就人文精神而论，《国风》多关注个体生活与情感，《小雅》追求和谐人际关系，《大雅》则集中体现“敬德保民”的政治理想。三者共同构成了周代诗歌从民间到庙堂、从情志到政教的完整光谱。
大雅小雅不仅是礼乐文献，更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诗歌创作。当代学者指出，二雅“形象地表现了周代贵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内心世界”，其“艺术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”，在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。较之《国风》的“抒情诗”性质，《雅》多为“有作用的诗”，故而文辞铺张、章法谨严，为中国诗歌之“有意制作”开创了先河。
孔子曾言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又谓《诗》“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。二雅之教，尤重“温柔敦厚”之旨，通过宴会、朝聘、祭祀等仪式，将个体情志纳入礼乐秩序之中，成为后世“诗教”传统的核心载体。
“大雅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；小雅讥小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。”
—— 司马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
此语揭示了二雅在关注层面上的差异：大雅立足于邦国天下，小雅则自士大夫之得失出发，而最终皆指向政教人心。
《诗经》之“大雅”“小雅”，非仅为体裁分类，实为周代礼乐文明之精神镜像。从燕飨之乐到朝会之章，从“兼风”之体到“纯雅”之篇，二雅以其丰富的体制、辞气与内涵，与《国风》《颂》共同构筑了中国诗歌的早期高峰。后世文人言“风雅”，所重者不仅在辞藻，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政教关怀、人文理想与审美品格。
参酌历代注疏，兼采近人考论，可知二雅之精微，终不可离乎诗教。读者循此以入，当可窥见周代诗歌之堂奥。